我的批评一直是比较刻薄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犀利。这是朋友给我下的定义，我觉得也对。因此，我和作家的关系，自然也比较复杂。有些作家，比如陈忠实、杨显惠，作为前辈，他们都很善意地接纳了我的批评，并成为了忘年交。有些，就似乎成了仇敌，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一些，就在不离不弃之间，场面上都可以应付一下，但肯定没有私交。李建军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几个仇敌作家，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似乎也有道理。本来我生性淡薄，不善交际，正好可以静心读书。
多年前，在兰州一个晚餐上，与几位朋友吃饭、聊天，不知怎么的，谈起了文学批评。有一位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哲学教授看着我说：“当你持刀将对手砍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的衣服上也溅满了鲜血。”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反思我的部分文章了。
我一直是鲁迅的信徒，他的寸铁杀人，是我钦佩的。他的杂文，也是我极其喜欢的，从初中就开始喜欢。唐代诗人贾岛《剑客》一诗，我经常吟咏：“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似乎自己也一直在磨一把剑，觉得自己是一位剑客，孤独剑客，独走江湖。我觉得像小李飞刀那样，真正的一剑封喉，那才是最高境界。砍得大家遍体鳞伤，那是多么可怜复可悲。因为文学批评毕竟也是一门高雅的行当。
所以，我后期的文学批评措辞含蓄多了，不那么放言无忌了。朋友说，我温和了，其实，也可能与年岁有关系，毕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但是，有一点我却一直坚持，就是我尊重，我批评。我曾在《南方文坛》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是一种致敬》。读者细看我的文章，凡是我批评的作家基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可能是爱之深、求之切吧。这点我与别人有所不同。至于那些我瞧不上眼的作家作品，我几乎都不会说话，如果必须说，也一定不说名字。但作家却不体我之苦心，只要一看你在批评，就翻脸不认人。我得罪的作家少说也有一打了，李建军安慰我说，得罪作家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在看到我的尖锐批评后，并不为意，而是正常来往，甚至对我青眼有加。这以前辈作家为多，比如陈忠实、杨显惠。我与杨显惠老师每次相见，都吵个不亦乐乎，但所吵都是因为文学，吵完了，大家拍拍手，散了，下次聚会，还是吵。有时，我想，我何德何能，有资格与杨显惠老师过招？但下次见面，还是吵，当然，也有平心静气深度交谈的时候。杨显惠老师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一位性情中人。
还有一位前辈与我来往十多年，我们之间，有批评，更有深厚的友谊。他对我的批评不但不以为忤，还多方提携我。他的高贵人品，是我佩服的，他可能喜欢的是我这种孩子式的童言无忌吧。他，就是王充闾。我们2003年8月在中国作家三峡行采风团里相识。一路上，他随口就能背诵出很多与所见景物相关的历代诗句，这看来是童子功了，我深为佩服。但我回来，读了他写的《读三峡》《重读三峡》，很不以为然。就全面阅读了他的散文，写了一篇评论《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我在文章中评价说：“王充闾的散文几乎都是杨朔模式的巧妙伪装。……说‘巧妙伪装’，是因为王充闾先生在写作中大量使用古典诗词、历史文献，况且他本人旧学根底不错，经常还写几首古诗词，即便颂歌，也就非常隐蔽了。到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充闾散文最大的特色，或者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古典文史素养带来的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氤氲的古典诗词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散文灵魂的苍白。如果去掉这层皮，王充闾散文，在精神层面和当年杨朔的散文、贺敬之的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
当时是年少气盛，一吐为快，不计后果。如今看来，话虽然有道理，但后面详细的文本分析似乎有点刻薄了。我一直认为，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它需要的是精神、思想，当然也有学识，这里的“学识”，关键是“学”后的“识”。如果只是堆砌一些古诗词、古文献，那就连“学”也达不到。
这篇文章王充闾先生看到后，没有觉得年轻人怎么背后来一刀，而是很大度地一笑而已。从后来我们俩密切的书信交流中，从他对我的提携中，可以看到他不仅没有生气，相反似乎更喜欢我。他是前辈，他对一个晚辈的调皮，也还是认真对待和理性思考的。这种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真可算是文坛佳话了。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我们看到太多的乱象，要么就是批评家成了作家的跟班，甚至变相的经纪人，要么批评家成了作家的仇人。而作家辱骂批评家最多的一句就是：你有本事写一本看看？在有些作家眼睛里，批评家的文字没有创造性，是不能算作文学的。他们狂妄地认为批评家只是作家的附庸，是靠他们吃饭的，似乎没有他们，批评家就要饿死。更有轻狂之辈，甚至认为批评家无法匹配作家，无论智商，还是情商。听到这话，我都怀疑这样的作家是不是有智商或情商。我们的文坛缺少像王充闾这样的作家——能够与批评家进行平等交流的作家。
其实，某种意义上，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20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批评，普遍有一种趋势，就是力图让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科学。但我一直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科学，而应该依然是文学，是艺术。它和文学创作一样，同样富有创造性。杰弗里·哈特曼说，我们能否把文学世界分为创造性的文学和附属的评论两部分呢？评论就没有自身的创造性或者非附属性吗？这个质问是有力量的。
批评和文学创作，其实是相互独立的，虽然有交叉，但并不是附庸，谁都不是谁的附庸。批评家也不要想当作家的导师，作家也不要认为批评家是你的跟班。大家都是在创作，各在各的领域内。作家读了批评家的文章而有启发，也是常见的事情。批评家读了作家的杰作，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得益良深，有感而发；读了作家的劣作，愤而批评，也不是因为个人私怨，而是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批评既是对作品的深度解析和独特阐释，也是提升读者的理解能力、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的手段，更是深入钻探文学的特质，从而将文学不断引入新境界、新领域的必要途径。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撰文《批评家即艺术家》，他说，创作能力与批评能力之间的对立完全是人为的。没有批评能力，就没有艺术创造。他认为：“毫无疑问，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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