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针对目前中国新冠疫情的现状以及中国当下的抗疫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分析指出，第一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简称:复旦公卫）建模研究的结果，假设中国的新冠疫苗保护水平还是2022年3月的水平，那么奥密克戎病毒将导致中国155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将是韩国的3倍，新加坡的13倍。值得注意的是，该数据并不是根据“躺平”状态假设性得出的结论。同时提出疫苗在预防感染的保护率方面不算理想，但是疫苗还是能够很好地预防重症。在结合疫苗防止重症方面的效果之后，那么预计整体的155万这个数字很可能被高估了2-4倍，也就是说实际死亡数可能在40-70万例；第二，根据北大光华学院经济学院教授梁建章等学者的预测文章指出，如果没有太多物理性的抗疫措施，疫苗接种率将是决定死亡率的关键，尤其是老年人群体。结合中国卫健委此前统计，中国大概有5000万60岁以上者的人群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这是疫情的最大不确定因素。第三，无论是复旦公卫的研究，还是梁建章教授的预测，都提到了疫苗接种率的关键性。复旦大学的研究也说明，多种抗疫方式（提高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率、使用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严格的物理性防疫政策）协同作用，才能有效减少死亡率。
今年5月11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报道，中国共报道新增本土病例144例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05例。这是这一个多月来的新低。疫情最严重的上海，再次出现社会面基本清零。同一天，知名的《自然医学》杂志（Nature Medicine）在线发表了来自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研究结果，该论文对奥密克戎在中国的流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科学的模型，并对感染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进行了预测。从时间上看，该文章使用了上海奥密克戎疫情初期的传播数据。根据数据以及所建数学模型的推测，假设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处于2022年3月的水平，那么奥密克戎疫情将导致中国严重医疗资源耗竭，ICU需求数峰值将是现有数量的15.6 倍，可能导致155 万人死亡。需要指出的是，这155万死亡数，并不是针对“躺平”状态得到的数据。根据该数学模型，衡量病毒的传染因子R值在疫情初期为3.9，在提高疫苗接种覆盖后，R值降低到 3.4。需要说明的是这个3.9的R值，实际上反映的是上海采取“全域静态管理”等严格的管控措施之前的情况。如果完全没有任何抗疫措施，那么奥密克戎变异株的R值应该高达9.5左右，疫情的规模会更大。
假设放任疫情持续6个月之后，模型推测将出现1.122亿例有症状感染者，510 万住院者， 270 万 ICU患者和155 万人死亡病例，死亡率达到1.1人/每千人，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于新冠感染（或死亡时有新冠感染）。新加坡的奥密克戎疫情，导致了100多万人感染，约占该国人口的20%；韩国的奥密克戎疫情，导致了1000多万人感染，也占该国人口的20%。复旦大学的数学模型中，推测有1.122 亿有症状感染者，如果按照上海疫情的有症状比例（低于10%）推算，总感染人数将达11亿人，这有些夸张了；但如果按50%无症状感染者比例推算，全国有2.2亿左右感染者，比例约为15%。但需要指出的是，上海3月初的防疫政策，虽然远比目前宽松，但严格程度也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无法相比的。对比奥密克戎疫情的死亡率，韩国是0.35人/每千人，新加坡是0.08人/每千人，但数学模型所推测出来的中国奥密克戎疫情死亡率，高达1.10 人/每千人，是韩国的3倍，新加坡的13倍多。该模型认为，大多数死亡病例（76.7%）将来自未接种疫苗群体，且60 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群所占比例将高达 74.7% 。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但是，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41.3% 会成为非重症住院患者，28.2% 需要进入ICU。根据卫健委的数据，截至5月10日24时，内地现有确诊病例为7568例，其中重症病例484例，重症比例数只占现有病例数的6.4%。即便加上本轮疫情已出现的565例死亡病例，比例也只有13.8%，低于模型推测出的ICU比例。
目前认为，虽然疫苗预防感染的保护率较差，但是预防重症的保护率还是不容小觑的，因此在接种疫苗的感染者中仅有28.2%需要进入ICU的情况，而且只可能在极其特殊的人群中才会出现，不可能是普遍现象。这样计算的话，如果进ICU的比例被高估了，那么整体的死亡数也被高估了2-4倍。因此修正之后的死亡数应该只有40～70万例。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等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预测在放松管控后，中国内地出现的死亡人数是15.3万。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复旦大学研究学者所推测出来的数据，而且是在放松管控之后的死亡人数。梁建章推算死亡数据的“模型”，来自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家的死亡率。新加坡在2022.1.1-4.14期间，死亡人数累计482人，占人口比例0.00823%；日本同期死亡人数累计10432人，占人口比例是0.00825%。如果用日本、新加坡的死亡人数来预测，在校正了全国人口的年龄组成之后，可以推算出中国的死亡人数是3.8万、14.3万；用越南的死亡数据来推算，结果是15.5万。日本、新加坡、越南这些国家，目前没有任何封城措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措施，能严格到上海3月初的水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放松了抗疫措施之后，疫情导致了与上述国家一样的死亡率，基本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物理性的抗疫措施，疫苗接种率将是决定死亡率的关键。老年人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香港奥密克戎疫情的数据表明，死亡病例的年龄中位数是86岁，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接种疫苗者，感染奥密克戎的病死率为16.48%，相比之下，在完成两剂、三剂疫苗之后，病死率分别下降到了3.81%和1.20%。梁建章的文章还对疫苗的接种率进行了假设。中国4月初的疫苗普及率是两针超过88%，三针超过50%。未来应该较快可以达到两针95%和三针60%的水平。假设这是各个年龄段的接种水平。但是据国家卫健委此前的统计，截至3月17日，在60-69岁、70-79岁、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完成接种一剂次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8.8％、86.1％和58.8%；完成全程基础免疫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6%、81.7%和50.7%；完成加强免疫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6.4%、48.4%和19.7%。相比之下，在新加坡所有年龄段的成人中，接种两针疫苗的比例都超过了90%。所以，实际情况是，在中国最需要疫苗保护的老年人群中，疫苗接种率并不理想。国外的疫苗接种，都是从老年人开始。如果不能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并且使用目前效果更好更持久的疫苗，那么中国无法指望在放松管控之后，死亡人数只有15万。
不管是复旦大学的研究，还是梁建章的预测，都提出来疫苗的接种率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老年人的接种率低，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确实是目前的症结所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只有在提高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之后，才有可能从容、有序地放松抗疫措施。复旦大学的研究提出了三种防疫方式，第一种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包括加强针）；第二种是使用抗新冠病毒药物；第三种是采取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即物理性防疫政策）。而且结果显示在没有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打效果更好的重组蛋白疫苗加强针，并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死亡数也仍有60多万；如果50%的感染者都能够使用有效率为80%的抗病毒药物，死亡数将减少到32.7万；如果所有感染者都能用上抗病毒药物，死亡数将减少到11万；如果抗病毒药物的有效率提高到89%，所有的感染者都能用上，那么死亡数将减少到6.1万。因此同时采取多种方式防疫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病毒传播。根据论文中的表述，在面对奥密克戎疫情时，英国、印度所实施的抗疫措施，已经可以使R值降低到3以下，而研究者根据模型推算出，只要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能将传染因子R值降低到2，在打了效果更好的加强针、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之后，即便抗病毒药物有效率只有80%，只有一半的感染者能用上药物，死亡数也可以大大降低至2000人。所以，并非只能靠“全域静态管理”来对付疫情。在上海实施静态管理之后，疫情确实也出现了好转，但是，这些抗疫措施的成本和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上海的成果来之不易。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越严格，R值当然会降得越低。但是，当采取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之后，可能会导致其他疾病的患者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新冠死亡数字被按下去了，但是其他的死亡数会浮起来。
病毒感染会影响人们的健康，但是疫情却可以影响经济。如果经济陷入衰退，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同时，抗疫也让中国陷入了两难之地：如果措施不够，疫情可能无法有效控制；如果措施过严，也同样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天津虽然没有封城，但经济还是受到了奥密克戎疫情的严重影响。数据表明，天津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为3538.52亿元，同比增长仅0.1%。所以，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减少物理防疫措施的副作用。达到以最小的代价，从容应对疫情的目的。
（节选自凤凰网、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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