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先父的足迹

该文作者去年8月9日在本报刊载《衡阳有我---写在衡阳保卫战75周年之际》一文，纪念她的父亲，抗战时期衡阳保卫战以身殉国的抗日英雄徐声先。

衡阳保卫战是发生在1944年6月22日到1944年8月8日之间的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和以寡敌众的最典型战例，被誉为“中国的莫斯科保卫战”。

衡阳保卫战也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中国军队的战例。

刊发此文，敬仰为中华民族生存而牺牲的抗战英雄们，他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编者

衷心感谢北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以及美国肯德基妇女基金会奖授予我研究经费以使我的台湾、衡阳、四川郫县之旅得以成行。对在我追踪先父足迹过程中凡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亦表示衷心感谢。其中有不少人将在下文中提到，故在此不一一列出了。

早在上中学的青少年时期，母亲有一天告诉我，我的生身父亲徐声先是一位国民党军官，为抗日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时，在我简单的头脑里，“国民党军官”和“为抗日牺牲”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淹没了一切有关我生父的想法。

海外飘泊二十年之后，有感于浩瀚的犹太人揭发法西斯罪行的材料，产生了欲用英语记录中国人受日本侵略与残害并奋起抗敌的强烈愿望。随之，了解“为抗日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的生父的愿望也萌生了。

万事开头难，追踪先父的足迹，第一步该下何处？父亲是在1944年保卫衡阳的战斗中牺牲的，他牺牲时我尚在母胎中。据母亲说，衡阳这一仗是抗日战争中最后的一场大仗，有人曾将其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媲美。但是有关这场战斗的书籍却不多见，加之，我身处海外，更缺乏途径。大学好友方良根过去曾给过我许多有用的帮助，想必他能给我出好主意。果然，他来信建议我向衡阳市领导求助。二零零五年，值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之际，衡阳市委书记徐明华寄来长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线索。于是，我的追踪迈开了第一步。

国内第一个给我诚恳相助的衡阳保卫战学者是江苏无锡江南大学的彭侯文教授。他给我无偿寄来了他的有关方面论文。此后，通过他的线索，我和衡阳历史学家萧培先生结识了。萧先生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对衡阳保卫战注目，收集各种有关资料，采访衡阳保卫战的幸存者。当他得知我的夙愿，立即伸出无私的双手，给我提供许多他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和各类有关人员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在美国，热心的美国朋友鲁斯帮我通过他在台湾的朋友买到了一本回忆衡阳保卫战的书。但是，研究衡阳保卫战的最主要的两本书已经在台湾脱销，无法购到。我只得请我所任教的大学图书馆帮忙。馆里的有关人员义不容辞，很快便帮我转辗借到了这最珍贵的两本书。最后，终于在先父牺牲六十一年之后，我在当年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老兵的回忆衡阳保卫战的书中了解了衡阳这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战斗，同时认识了我的亲生父亲。

在白天霖（当年陆军第十军预备第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所编著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书中，有专门的一段是写父亲的：

“徐声先豪气干云 预10师30团2营营长徐声先中校，江苏人，军校13期，雍容儒雅，文武兼备。衡阳保卫战中，率部固守张家山阵地，奋战一周，与冲入之敌作无数次拉锯战，杀敌两千余；该营亦死伤殆尽。其友陆金城，任军部上尉参谋，六月下旬（不记日期），乘该团传令兵返部之便，修函致慰，顺便告知该师已有几位将校因功报请勋奖，伊亦列名；望伊继续杀敌，争取更高级勋章。徐于骨狱血渊之中，草草复书数语：‘我不是为勋章而战，我倒是要在此枪林弹雨之中，‘衡’量一下日本这个将落的太‘阳’！’ 句中嵌有‘衡’‘阳’二字，虽属游戏笔墨，却真是英风飒飒，豪气干云。数日之后，在一场大冲杀中，徐营长亲率官兵与突入阵地之敌反复冲杀，不幸壮烈殉国。‘壮志未酬身先死’；而徐名声先，‘声’‘身’谐音，令人浩叹无已。”

母亲看了这段文字以后立即告诉我父亲不是江苏人。她肯定明确地说：“徐声先是四川郫县人。” 因为白天霖和其他幸存的第十军老兵们是在四十年以后才聚在一起回忆当年的战况，虽然战斗的惨烈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对牺牲者们的种种个人细节的记忆相信是会有出入的。所以，我相信母亲的记忆，徐声先一定是四川郫县人。

同年，伴随着抗日六十周年各种纪念活动，国内的出版界出了大批有关书籍。其中，由政协衡阳市委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衡阳抗战铸名城》以及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十军老兵蒋鸿熙遗作《血泪忆衡阳》是专门记述衡阳保卫战的。家弟陈明路及时为我购买并邮寄了两书。前一本书涉及面比较广，提供了有价值的时代背景资料。后一本《血泪忆衡阳》的作者蒋鸿熙在衡阳保卫战前期是我父亲徐声先手下的一位连长。其实，该书早就于一九四七年脱稿。脱稿时，蒋鸿熙还正在曲江二十九后方医院养伤。既然他的原稿是在衡阳保卫战后的两年之内写就，那么，他书中的一切记述均应有极高的真实度。在他书中的“前言”里，他特别提到一位营长，叫“燊桑”。从全书来看，燊桑不仅是蒋鸿熙的营长，而且是他的好朋友，因为他的书是为燊桑而写。他书的“前言”是这样结束的：

“我就用这颗沉重的十分悲痛的心，来悼念我燊桑老友吧！”

但是燊桑营长究竟是哪位营长呢？白天霖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后面的附表中标明蒋鸿熙先是第二营营长我父亲徐声先手下的连长，后来我父亲牺牲后蒋升为三营营长周国相的副营长。蒋鸿熙自己的书中在“第二营营长阵亡”之前，凡提到营长时，不是称“徐营长”，便是用“营长”呼之。之后，他便明确地用“周营长”。在用“营长”称呼的时间段里，有一段记述令人注目。那应该是6月28日，值蒋鸿熙连守五桂岭时。上午十点左右，蒋正在指挥所里写日记，“营长”手持一信走进蒋的指挥所。从“营长”和蒋鸿熙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营长”从前是“参谋”“战地记者”，在创作上颇有经验，当时正着手写一本《衡阳有我》。再回过头来看蒋鸿熙一书的“前言”：“燊桑营长被炮火吞噬了，他的《衡阳有我》也就跟着‘胎死于腹’。”这么看来，燊桑营长应该是二营营长，是我生父徐声先。

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父亲另有名字。此外，我虽隐约记得父亲当过参谋，但是不知道他当过战地记者，更不知道他还有创作经验。对于这些事，母亲应该是最好的见证人。

想不到，我一提“燊桑”二字，母亲立即脱口而出：“啊，那是你父亲的笔名。”
“父亲有笔名？”
“当然有啰。”
“为什么说‘当然’？他搞写作吗？”
“写啊。”
“写什么？”
“写诗。”
“写诗？”我又糊涂了。“诗人”能和“军人”相提并论吗？不过，我还是追问了母亲一句：“他有作品发表吗？”
“当然有啰。”
这一次我能感到母亲语气中的骄傲。而我也兴趣倍增，紧追紧打：“发表在哪儿？”
“《东南日报》。”
“什么时候？”
“这可记不清了……应该是我们结婚前的几年。”母亲接着又补充告诉我那几年父亲在第十集团军司令部任中校参谋，驻扎在浙江省。

二零零六年，我荣获北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奖金，供我去台北、衡阳、长沙、上海、南京诸地进行调查研究。第一站台北，我人还未到旅馆，台北的军史学家容鉴光已经把他和原第十军辎重营营长陆敬业之子陆启东一起组织操办新出版的《方先觉与衡阳会战》一书留在前台了。除了容、陆二位以外，其他受访单位及个人亦均给我以热情接待。特别难忘的是几位十军老兵幸存者。作者白天霖耳朵失听，我只能用笔写问题和他交流。临别时，他亲笔署名赠我一本他自己的书。原3师9团4连连长陈福绥在电话上一口承诺为我复印他1946年在《江声报》发表的“衡阳保卫战回忆”。后来，当我从他手中接过那几页复印件时，他那弯曲直不起来的背触动了我，我看到了他支持他牺牲了的战友的后代的一颗透亮的心。

然，和臧肖侠、禹琪二位的会面则更缩短了我和从未谋过面的父亲的距离。臧肖侠原是军部搜索营的一位连长，和父亲不熟，但是见过父亲。第一眼见我，他便亲切地对我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得像你父亲。”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亲眼见过我父亲的人说我像父亲！禹琪原是190师568团的团附。但是在调去190师之前，他原本是父亲的那个营的营长，直到1943年下半年才奉命去桂林受美国顾问团训练。次年回十军后，他先在军部当干训队队长，后去190师任团附。故此，他对父亲的那个营既了如指掌，又感情深厚。蒋鸿熙的《血泪忆衡阳》，他看过多遍，书中的每个人物他都熟悉。他没有见过我父亲，但是觉得跟他很亲近。当谈起他和父亲先后带过的那个永垂千秋的营，他告诉我蒋鸿熙的书没有一点夸张，他们那个营打得就是那么激烈、那么惨。他们的营担当了衡阳一仗中最关键最艰难的任务，守在最紧要的西南丘陵地带，首当日军之冲。全营官兵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个个不怕牺牲，奋勇向前，和敌人反复厮杀，一个倒下，另一个立即顶上，真正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战士倒了下去，全营“死伤殆尽”。禹琪沉痛缓慢地摇着头，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明白他的心理：如果他当时被派回二营，那么牺牲的营长是他，不是我父亲。他慈祥地看着我，诚恳地说：“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女儿。”

在真正和这些从火与血里走来的先辈们接触之后，我开始懂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同时，想了解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愿望也变得更强烈了。从《方先觉与衡阳会战》书中当年军部上尉参谋陆金城的一篇回忆文章来看，当时陆金城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一定可以告所我父亲的许多情况。可是，他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参加十军在台军官的活动了，近期情况不明，只隐约听说他已搬家，新址不祥。正在我为难之时，陆启东挺身而出，凭着一个久远的地址，东奔西走，到处查询，最后为我找到了陆金城的新住处。不幸的是陆已卧床不起。然，善良的陆夫人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破格让我见了陆金城。我虽然未能和陆谈话交流，未能得到更多有关父亲的情况，但是见到了父亲的好朋友，感到自己向父亲又靠近了一步。

二零零六年的衡阳之行是追踪先父足迹过程中的一个高潮。当时，史学家萧培先生正忙于撰写衡阳保卫战一书《浴血古城》。他慷慨搁下他自己手头的写作，为我张罗下榻处，去火车站接我，和我交流研究资料，共同切磋探讨有关问题。七月，骄阳当头，萧培顶着烈日，陪我走遍衡阳保卫战的主要战场。

当然，对于我来说，先父徐声先牺牲和埋葬的场所是重点，我是一定要去拜访的。但是，对于父亲牺牲的日期和场所各种书刊及国际网络上的文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大部分的说法似乎都源于白天霖一书，声称父亲是在6月30日牺牲于张家山。然，极少数人有不同的记叙。一是蒋鸿熙。在他的书里有如下记叙：

“大概是在七月十五号的前后吧！市民医院后端的无名高地的争夺又更残酷地揭开序幕了。

“就在无名高地争夺最激烈的那天，在两个小时以内，第一营营长负伤，第二营营长阵亡，代理第二营营长少校团附负伤，……。”

此时，蒋鸿熙本人尚在野战医院养伤。七月十九号下午，尚未痊愈的蒋鸿熙被师长召回前线，任周国相营的副营长。按照蒋的回忆，父亲的牺牲日期应该在七月十五日与七月十九日之间，地点则为市民医院后端的无名高地。

第二位有不同说法者姓甘名握。甘握原是30团的团附，后接任父亲那个营的营长。在衡阳保卫战四十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上，他有如下回忆：

“我们第三十团第二营的防守区，是衡阳市立医院的后面一处高地。自七月十七日早上开始，日军展开拂晓攻击，先派飞机轰炸，再用大炮轰击，然后就是步兵冲锋，再下来就是肉搏战，彼此用手榴弹、刺刀作战，战况之惨烈，可想而知。

“战事进行到八点多钟，我们第二营徐营长就阵亡了，乃有今天在座的萧维先生接任第二营营长，继续作战，这时战事已极为惨烈了。到了十二点多钟，萧营长身负重伤，不得不自第一线退下，上级乃命令本人来接替担任第二营营长。”

在和萧培先生一起分析探讨之后，我们觉得蒋鸿熙和甘握是当事人，他们的记叙应该是最准确的。特别是甘握，他亲自在市民医院后的无名高地上作战，先目击了父亲牺牲，又目睹了顶替父亲的萧维受重伤，最后自己接任父亲的职位。实际上，干握的记忆不仅仅是准确而已，而且是几乎到了精确的程度。他的叙述既有明确的日期和地点，更有具体的时间：我父亲第二营营长阵亡于早上八点多钟，第一个接任我父亲的萧维在十二点多钟负重伤退下第一线，第二个接任二营营长的甘握他自己先在下午两点多钟时“右手被流弹击中负伤”，后来在下午五点三十多分钟时“又负伤了”。若是再把蒋鸿熙和甘握的记叙对照起来看，这两位当事人的叙述完全吻合，令人信服。为此，我们的结论是：我父亲徐声先营长牺牲于1944年7月17日，其牺牲地点为市民医院后面的无名高地上。

2006年7月17日，在父亲牺牲了整整62年之后，我随着萧培先生踏上了父亲倒下的那块土地。市民医院如今已不复存在，后面的无名高地亦已改观。萧先生告诉我，此高地现在是运粮队的停车场。从入口处，可以见到有几辆卡车停在空地上，在高地的南端则有两栋八层大楼巍巍矗立。我举头环顾四周，努力设想当年的炮火硝烟，竭力捕捉父亲的身影；我低头察看脚下的泥土，幻想能找到先父滴落下来的鲜血，看到他留下的足迹。萧培明白我的心理，他指着大楼前面的一小堆泥土说：“这些土应该是原来的高地上的土。”我禁不住地走了过去，登上那一小堆泥土。刹那间，热气从我脚底升腾而起，涌入我心间：啊，亲爱的父亲，我感觉到了你的足迹！

父亲的埋葬处也是一个不易解的难题。我和萧培都没有看到过任何文字记载，只有我母亲还记得第十军军部参谋处里的几个参谋曾经告诉过她，先父徐声先被葬在“西山”。据参谋们说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所以还隆重地把他的尸体放进一口棺材里之后才下葬。母亲的记忆到底对不对呢？自己丈夫的事，应该记得对。可是，衡阳并没有“西山”这么个地方。那么，母亲怎么会想出这么个地名来的呢？对衡阳的史地了如指掌的萧培先生在苦苦思索和严肃考证之后，认为我母亲说的“西山”一定是“西禅寺”。因为当年的衡阳人常常把“西禅寺”说成“西禅”，而“西禅”、“西山”两个词发音很相近，许多口音相异的外地人常常把“西禅”误听为“西山”。事实上，我和萧培两人都曾看到过十军幸存者的文章中有把“西禅”称为“西山”的。加之，陈福绥在1946年发表的“衡阳被俘回忆”一文中谈到过他在逃出衡阳前专程冒险去西禅寺看望他战友的坟墓一事，更为萧培的推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然，西禅寺今日仅徒有一个虚名了。原本的西禅寺座落于天马山脚下，占地几十亩，有几十棵百年古樟树。衡阳保卫战时，进犯的日本军队滥轰穷炸，把这座美丽的庙宇破坏到只能用陈福绥文章中的“破烂不堪”这四个字来形容。战后失修的西禅寺便渐渐地解体，墙一段一段地被拆，地一分一分地被挪为它用，树一棵一棵地被砍，至七十年代，最后一丁点儿的寺庙被全部拆完，于是，西禅寺面目全非了。但是，有幸的是还有一棵樟树未被砍。当萧培把我带到这棵二十来米高的古树前，告诉我这是当年西禅留下的唯一的痕迹时，我仰头瞻望这棵目睹了我先父葬礼的老树，心中默默为它祈祷：啊，老樟树，你饱经沧桑，是历史的见证人，是西禅寺的象征，我祈求苍天，保佑你，让你永存。

事有凑巧，我下榻的酒店离这棵象征西禅寺的老樟树竟然只有一投石之距离，从我的房间窗户里就可以见到。那天，我伫立在窗前，看着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樟树，心中呼唤我那远在天堂中却又近在咫尺的父亲：是你吗？亲爱的父亲。是你投下一根无形的丝线，引导我走到你的身旁？请你再走近一步，让我看看你的脸！

与衡阳告别之后，渴望见到父亲形象的强烈意念驱使我走进长沙湖南省档案馆去寻找父亲的照片。因为我知道母亲历经战乱，没有能留下我先父的照片。我在广东黄埔军校得知湖南省档案馆保存了历届黄埔军校的同学录，同学录里有姓名、别号、年龄、机关、永久通讯处，还有照片。因此，这是找到我先父照片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已从白天霖的书上得知父亲是军校十三期的，所以，我抱着极大的信心坐下翻阅十三期的同学录。想不到，看遍全册，就是没有徐声先这个名字。四川籍的人略有几位，其中有一位还是从郫县来的。但是名字不对。我想起了父亲的“燊桑”笔名。他会不会还有别的名字呢？那位郫县人，叫徐盛秋。记得母亲说过，父亲是在中秋节那天出生的，盛秋会不会是他儿时的名字？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徐盛秋的照片印下来，让母亲辨认。

母亲毫不犹豫地摇头加以否定：照片上的那个人，下巴长得秀气，而父亲的下巴则是方方正正，有强烈的男子气。此外，不仅人名不对，连通信地址也对不上口。盛秋家是三元场，声先家则是花园场。这简直是一盆凉水倒在我头上，我多少感到泄气。

但是，我很快又振作起来。这一条线索断了，另一条 – 父亲在《东南日报》上发表过作品 – 还可以追踪下去。第二天，我一头扎进了上海图书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查看了1942年的《东南日报》。当“徐燊桑”三个字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几乎喊了出来：啊，我终于找到你了！久违了，我亲爱的父亲！

仅于1942年一年中，父亲徐燊桑在《东南日报》的“笔垒”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三首诗（其中有一首是组诗）、一封作者书简、一篇议论文。有一首诗，题为“告诉你一个消息”，很明显是他刚从抗日大后方回到抗日前线。当时四川是抗日大后方，所以，推想起来，父亲写这首诗之前一定是回他四川老家去探了一次亲。诗中描绘了大后方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表现了父亲对抗日必胜的信心。组诗“乌鸦诗钞”是对漠然于抗日的种种奢侈浪费现象的鞭挞，“剑铭”则是一首沉痛批评自暴自弃态度的诗。

这些诗，每一首都充满了形象的比喻，富于幽默感与诗的想象力，生动真切地表现了父亲的正义感和进取心。作者书简是父亲在从福建第十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前往广西桂林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的途中写就的。在信中，父亲描述了闽赣公路状况，指出公路上车祸累累的根本原因，建议报社为此略事评论以促进闽中路政。这短短的数百字言简意赅，有力地托出了父亲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的胸怀。父亲的议论文，题为“‘参谋’闲话”，毋庸置疑，一定是他在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的时候写的。全文不长，不过千把字，却涉及了中外战争史，比较了古今中外对军事参谋的任用。最后，在文章的结尾处，父亲尖锐地指出军中的堕落风尚是一个刽子手，“不但虐杀参谋官，还不分皂白地在屠杀全体军人呢！”一个高大、正直的军人肖像于此站立了起来。

我如饥似渴地反复诵读父亲徐燊桑的作品，开始懂得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书中对父亲的评价：“雍容儒雅，文武兼备。”父亲有多么广博的知识！他的文字修养是如此的老到！难怪，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之中、当一线生命系于生与死之间，父亲竟有无限的气魄与胆量玩弄文字游戏，写下“英风飒飒，豪气干云”的语句：“我不是为勋章而战，我倒是要在此枪林弹雨之中，‘衡’量一下日本这个将落的太‘阳’！”

至此，我寻根的愿望强烈了起来。徐声先 — 徐燊桑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他四川老家会不会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在？他们徐家有没有全家福照相？他的近亲们会不会还保存着从前的照片？他老家的详细地址是什么？关键时刻，又是母亲解了难。她告诉我，徐声先的老家地址是四川郫县花园场，家中兄弟三人，声先排行为二。但原本三兄弟的名字与“声先”二字毫无关系，而是三人的本名都以“德”字开始，有一个叫“德寿”，有一个叫“德全”。母亲记得他见过徐声先的哥哥，好像是在同一个部队里当一个后勤副官。母亲还记得在这个哥哥家吃过一次晚饭。

就凭这么一点支离破碎的信息，我冒昧地给四川郫县公安局局长去了信，请求他的帮助。令人感激不尽的是，郫县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极为重视我的请求，费尽气力，最终帮我寻到了我的根。先是县公安局请归国华侨联合会办理寻找事宜，其次是侨联的两位主席刘孝平和刘周去花园镇寻访，最后落实到花园镇政府杨富成先生，由他具体操办。杨先生不辞辛苦，走访镇上高龄老人，终于为我找到了我生身父亲徐声先/徐燊桑的兄弟们的后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