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先父的足迹

堂姐徐泽瑞、堂弟徐泽定、堂妹徐小徐，虽然素未谋面，却即刻视我为徐家骨肉，帮我走访族中老人，寻找家谱。于是，先父徐声先/燊桑的本名终于有了定论：徐德畴。他和上下兄弟三人、依次排列为：德盛、德畴、德全。但是，遗憾的是，祖辈上没有留下任何家照。怎么办？还是得回过头来解决父亲入军校的问题，因为军校的同学录上一定会有他的照片。另一个办法则是去他就读过的中学，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当年的学生毕业照。几位堂表姐妹兄弟又多方出动，奔走于成都 – 都江堰之间的数间历史悠久的中学。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为我寻访徐家在世的年龄最大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一位叫徐德辉的老人，他还记得父亲出走后曾回家探过一次亲，说他在江西康泽别动队做事。

江西康泽别动队是一支什么队伍？康泽是地名还是人名？大家都不得而知。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只要顺着这条藤，说不定真能摸到瓜。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上网查找。在湖北省政协网上有一篇潘茂的回忆录，题为“时代追踪 – 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历史回顾”，该文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开办时间地点、何人领导、学生人数及其来源，后来各期又如何发展变化、教职员工如何调动、学生来源如何变动、学校又如何几经迁移，以及最后因形势变化而被裁撤结束。特训班从第四期开始公开向社会招生，在包括成都的五大城市里投考。是年为1936，年初时潘佑强任主任，年底潘被免职，康泽上任。次年入伍和调训的学生列为特训班第五期。该年，经军训部调整学历，特训班第四、五两期的学生编为黄埔军校第13期第2总队。

潘茂的文章把“康泽别动队”和“军校第13期”两者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为此，说父亲是“康泽别动队”的，对；说他是“军校第13期”的，也对。我接着又按照父亲的出生年月推算了一下：他1918年9月出生，至1936-37年时，约为十九、二十岁的样子，刚巧到可以入军校的年龄。

我觉得自己在追踪先父的足迹的路途上又征服了一座山。我立即把查到的资料寄给四川堂亲们，同时又去信给长沙湖南档案馆，请求他们帮我查找父亲的照片。三位堂姐妹兄弟，泽瑞、泽定、小徐，一收到我的信，就开始行动，经过一周的努力，最后在成都档案馆找到了我父亲的照片。当他们第一眼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和照片时，激动得跳喊了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静悄悄的档案馆里，应该保持安静。

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是我追踪先父足迹的征途上的又一个里程碑。那天，我打开电子信箱，看到远在郫县的堂亲们寄来的信，信上说他们为我找到了我父亲的照片！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附件，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的下巴正如母亲所说，方正倔强，显露出刚毅的力量。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滴落在我的脸颊上。你就是我的生身父亲吗？你就是为抗日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的先父吗？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先父的足迹是从他的老家四川郫县花园场开始的，追踪他的足迹，必须追到它的源头，我应该去他的老家，亲眼看一下生育他、抚养他的那块土地和人们，应该亲自去拜访族中老人，亲自聆听他们对父亲的回忆。有幸的是那年年底肯德基妇女基金会奖给我一笔研究经费，助我圆了访先父老家的梦。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陆家新屋衡阳

二零零八年五月初，我在上海预购了十三日去成都的飞机票。临行前，有机会和陆启东、十军军长方先觉的儿子方庆中、三师师长的儿子周立起以及其他几位军史学者聚会，探讨了有关衡阳保卫战中的一些症结问题，同时又重新认识并肯定了衡阳保卫战的历史意义。当我并肩和其他衡保后代坐在一起时，我对自己执著地追踪先父的足迹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而也有了更强的信心。

五月十二日的四川极强级地震真是始料不及的。当好友劝我取消第二天的行程时，不知怎么的，孟子的几句话突然莫名其妙地响在我的耳边：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难道是天意？

五月十三日飞往成都的飞机由于给为救灾的军用飞机让道而多次延误。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双流机场时，时间已过午夜。但是郫县侨联的两位主席、三位徐家堂姐妹兄弟以及他们的家属依然耐心地等待着我。当我站在传送带前等着我的行李时，我觉得自己是在梦中。两年以前，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几位血缘堂亲存在，更不知道他们从他们前辈口中听说过他们有位二爸，为抗日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留下遗腹女，名为湘衡。多少年来，他们希冀能找到徐湘衡，苦于无路。现在，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见面了，我们能认识吗？

毋须介绍，我们第一眼就互相认出并很快地拥抱在一起了。第二天，他们便开始带我去拜访族中老人，有他们先前已为我拜访过的，也有新近打听到的。因为时隔近七十年，加之我父亲少年时期便出门就学，又直接在外去黄埔军校，之后仅回过一次家，老人们对他的印象本来就不多，所以记忆也就显得很零星。然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凤毛麟角，虽稀少，但价值连城。实际上，这些宝贵的回忆是父亲日后的言行的最好的注脚。

父亲儿时的外号是“烂秀才”，脑袋瓜特好使。难怪他后来成了战地记者和报章文艺副刊的作者。我们的祖父爱看戏，自己也会唱戏，是花园场一带出名的“徐花脸”。因为父亲聪明伶俐，祖父看戏时总带着他，所以他也会哼几句川剧。不过他在和母亲新式结婚典礼上表演的黑头却很不受母亲的欢迎，婚后第二天即收到母亲的“禁令”，从此不得唱川戏。可怜的父亲，不知他后来有否得机会在战斗之余给他的部下唱过几句？父亲从军后回家探过一次亲，给祖母带回全套江西景德镇瓷碗，他的堂兄弟徐德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碗上的各种图画个个画得栩栩如生 – “鸡是鸡，鱼是鱼。”

祖母爱瓷器，父亲也喜欢景德镇工艺品。这和母亲的记忆相吻合。不过，母亲的回忆是个凄丽的故事：父亲和母亲结婚后，进餐使用的一直是成双配对的带双喜字的精细瓷碗。不料，有一天，父亲不慎打破了他自己的那只碗。为此，他整晚郁郁不乐。母亲竭力劝导，特意用轻松的口气说：不就是破了一只碗吗？没关系，还有别的碗呢。母亲又转身告所勤务兵：从明天开始不要用配套的餐具，随意用。然而，“一对里破了一个”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母亲的心上，这事她记了一辈子。父母在他们一代的人里均属知书识礼的人，不信鬼神。但是，信也罢，不信也罢，今天回过头来看，父亲不慎打破他碗的事确实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实际上，当时父亲的第六知觉已经感到了，无怪乎那天他一晚不快。

至此，父亲的肖像和照片充实了，成了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立体形象。我多么想伸手去触摸他一下！

郫县侨联的两位刘主席在抗震救灾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带我们去访问了花园镇上的八十高龄老人，让他们回忆徐家早年情景。原来，父亲出世时，祖父母的家是在金龙寺旁边的孙家碾高坎上，当时家有好几十亩地。八十五岁的唐昌麟老先生记得徐家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上面有四个女儿。他见过几个女儿，尤其对第四个女儿比较了解；但是，徐家的三个儿子，他唯独没有见过老二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离家早。此外，祖父有很不光彩的一面 – 他是个鸦片鬼，家中的几十亩地活活地被他的鸦片烧得精光。1937年左右，徐家田地变卖完之后，家境衰落。祖父早已见了阎王，祖母只能带着身边的几个孩子在镇上租借一间屋居住。当父亲39年前后回郫县花园场探亲时，祖母他们正住在镇上的女子学校旁边。徐家的一位年近九十的堂亲记得曾和父亲聊了一阵，了解到父亲当时在湖南的一个部队里任职参谋。

听着这一段刺心的家史，我忽然想起了父亲的诗文。父亲的足迹截然和祖父的行迹相悖。祖父沉溺鸦片，听天由命，让自己富庶的家庭滑下坡去，陷入困境。而父亲，他的每一首诗和每一篇文不是充满积极向上的激情，就是严正批评腐败放纵、奢侈浪费，要不然就是用四川人特有的幽默对违背抗日主流的不正之风进行调侃讽刺。我最欣赏《乌鸦诗抄》里的“有光的街”那一首：

徐家族中老人徐德辉曾提到过他的父亲和我们的祖父，还有另外两个堂兄弟，四个人相好，常在一起练武术，个个会武功。加上祖父又会唱戏，足见祖父是个能文能武的有才之人。他应该是一把有光的剑。但是他任随“黄色之锈抹上”他的“脸”，他的“心”，甚至于他的“呼吸里”。父亲继承了祖父的文武才能，却背道而行。是不是祖父的自我放纵和消极沉沦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叛逆的种子？还是因为父亲少年外出求学，在学校里接受了爱国的教育？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个答案，也随着父亲而去了。

访问完了花园镇上的高龄老人，侨联主席又驱车带我们去踏访金龙寺一带的农村。汽车颠簸在高低不平的乡间小道，连我这个在国外开了二十年车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内疚和感激之情交织在我的心头上。车过金龙寺不久，堂妹让车停在一间徐家亲戚的庭院里，我们四个堂姐妹兄弟徒步向孙家碾高坎方向走去。

当我们停足在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前时，我的心跳止住了。满脑的言辞，一时竟找不出一个来表达我的感觉。“这就是从前爷爷家的地吗？”我悄声地问，生怕把这广阔的宁静打碎了。

堂弟不无怀旧之情地说：“是的。我小时候，我家的地就分在这一带。我上小学就走这条路。那边树林后面有房子。”

我随着他的话低下头察看脚下的那条蜿蜒的田间小路，一道清澈的小渠无声地伴随着小路前行。抬起头，我又顺着他指的左手边望去，一溜葱葱郁郁的林带从近处向远处天边无穷处延伸而去。我缓慢地自左向右地环视这深绿色的林带，努力地向林带缝隙间张望，最后，在正前方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栋房子。“那就是从前爷爷家的房子吗？”

“不知道……不会是吧？！”

我从心里希望那就是……我梦想那就是……看，那不就是吗？看那门口站着的那个穿长袍的人，右手拿着一根……像是抽大烟的烟枪，正抬起他的右手，把烟枪往他嘴里送。那人的脸有点儿熟，我在哪儿见过？他身边有个小男孩，正拉着他的左手，好像是要往外走。小男孩往外挪了几步，开始用双手拉那高大的穿长袍的大人。大人没有动。过了一会儿，小孩放开了手，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大门，向东方走去。起先，他边走边回头看；后来，他的身影渐渐变得高大起来，他的步伐加快了，回头得也少了。

东方的天边传来阵阵炮声，硝烟火舌似海浪般地翻腾起来。他现在已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汉了，他正在朝炮声隆隆、浓烟滚滚的东面奔跑着……哦，他又回了一下头！这次我看清了，是父亲！他穿着马科呢军官服，领章上有三颗闪亮的星星。

有人牵了一匹高大的马过来，他没有等我喊他一声“爸爸”便纵身跃上马去，向东方驰去，向衡阳冲去……“衡阳有我！”

是的，我终于追踪到了先父的足迹：从四川美丽肥沃的成都平原郫县花园场金龙寺旁边的孙家碾高坎上一直到湖南秀丽富饶的盆地衡阳市民医院后面的无名高地上。

（完）